華人社會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而國內大學教授轉行投身政治者，其比例亦遠多於歐美；從總統、五院院長、立委、監委、試委、部長、大法官，有許多都是教授出身。學者從政雖有職位之別，但從政後適應不良者卻是時有所聞。適應不良概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從政後難脫學者身段，無法融入新職；其二是將政治力不當干預學術運作。最近，部分監察委員企圖影響學術研究運作邏輯的若干做法，恐怕就有相當的評論空間。
上周幾位監委公布學術界若干大牌教授的研究經費排列表，每人都達數千萬之譜，引起外界不少評論。監委將這些資料以人名/金額列表發布，讀者看到這樣的資料，大概也只能從數字大小做些浮面檢視與民粹批判，雖有新聞性，卻是粗糙得可以。對此，我們至少可以提出左列數點質疑。
一、學界研究計畫有許多種類型，有的是個人研究、有的是代表機構爭取、有的甚至是「國家型研究計畫」。對於後兩種類型，雖然表面上掛了某位校長或某大牌教授，但實際計畫的執行者卻是大學內或跨大學的許多教授。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校長或大牌學者只是依法提送計畫的「收發」與整合者，把他們名下的計畫經費加起來比大小，有多少實質意義呢？
二、監察院依法就只有糾正或彈劾兩種處分手段，未聞有所謂「公布姓名表格」之處置方式。大學校長如果接計畫過當或過量，究竟違背了哪一條法、哪一個規定、哪一項公務規範？如果都沒有，一位遵守法律的監委就算看不慣，也只能感慨學界運作與自己的認知有所不同。監委濫行公布資料而訴諸輿論，其作風其實更像是民粹議員，而不像是職司風憲的御史。
三、民意機關與監察機關固然有其法律職權，但學界的運作亦有其邏輯與文化，受到憲法的保障。學術文化的醞釀與改變通常是緩慢的、漸進的、階段的，根本不宜以法律或其他非學術手段介入。一般而言，政治力只宜規範學術的外部框架，而不宜干預學術的內部事務。一旦踰越了這個內與外的分際，那就跨越了紅線。
或許是這屆的監察委員有不少人曾經在學校教過書，對學界的事務關注也較多。前一陣子，部分監委甚至要求國科會對研究計畫的審查，要以全球學界未曾聽聞的隨機方式挑選審查人，造成學界不小的反彈聲浪。如果台灣學術界的運作真有毛病、真有學閥學霸仗勢凌人，那麼監察院可以蒐集客觀證據，做「事後」的導正，而不宜事前介入國科會的審查作業與評審採擇，否則就是監察權侵犯了國科會的行政權。
其實，「待過學界就了解學界」是學者從政常有的錯覺，殊不知這些從政者自己的觀察也許失之狹窄、自己的經驗未必足夠宏觀。學者的經歷當然有助於他們對事理的觀察與彙整，但有時候自信卻是踰矩的開始，能不慎乎？
在過去十數年政治紛擾的大環境裡，台灣民間的經濟活動多少受到影響，但學術界算是相當平和、穩定進步的一塊淨土。以成就而言，台灣的論文質量、專利權數都有長足的進步。以社會批判而言，台灣知識分子也從不畏縮他們的社會責任。雖然台灣學術界仍有缺點、仍有不盡理想之處，但總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值得珍惜。更何況，不少阻礙學術進步的力量，其實多是來自粗暴的政治力，而非出自學界本身。
兩個月前，當立法委員以粗魯方式羞辱中研院副院長時，台灣的輿論皆有批判之聲。兩個月後，當監察委員又以踏入學術內部事務的方式橫加干預時，我們也希望以諍言提醒監委，不要因為自己來自學界，反而踰越分際，造成對台灣學術的傷害。監委、立委唯有放下自己「來自學界」的執著，才能真正以所學所長貢獻台灣社會。
2010-01-22 中國時報 【本報訊】
學者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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