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 星期二

學術會議氾濫成雞肋

近日參加的一次學術會議讓一名年輕的科技記者目瞪口呆。

這是某部委​​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式上,足足一個多小時,各國代表輪番上陣,大贊頭天的晚宴菜譜,由於完全聽不到與學術相關的內容,許多與會者甚至選擇到外面喝咖啡。

其實,如今的學術會議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嘈雜聲音。

本世紀初,我國學術交流活動逐漸跨入繁榮期,每年舉行的學術會議數以千計,與之相伴的則是一些學術會議泥沙俱下,偏離學術會議的本義。

天津大學一項專門針對經常參加學術會議的專家學者和學生的調查表明,只有38.89%被調查者對會議質量滿意,國內舉辦的國際會議質量相對較高,在很多人看來,國內的學術會議更是漸成“雞肋”。

    學術會議氾濫

近十餘年來,我國學術交流跨入繁榮期,由此也難免伴隨著泥沙俱下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院士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感慨:如果所有在中國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的邀請函都接受的話,一年到頭恐怕不是在會場,就是在趕往會場的路上。

“每天打開郵箱,最多的就是各類學術會議的邀請函。”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閔應驊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初次接到國際會議的邀請函時還覺得有些了不得,現在他除了與專業相近的會看上一眼,其他的直接刪除。

這些感慨的背後,是我國10餘年來學術會議的氾濫。

有媒體報導,近年來,每年組織的學術交流會議(包括國內會議和國際會議)逐年遞增,由2004年的2962次,2005年的3193次增加到2006年的3427次。參加會議人次也逐年攀升,2006年達53.9萬人次。

其中,國內學術會議數量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2146次,上升到2006年的2968次;參加會議人次也不斷擴大,由2003年的26.53萬人次上升到2006年的44.13萬人次。

在我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數量也在急劇上升。在一線城市大酒店門口, “熱烈慶祝某某國際會議舉行”的炫目條幅更是隨處可見。

武漢一位學者以中國科技會議在線上的數據做了專門統計:2006年為792次,2007年為1022次,2008年這一數字猛增到2165次,2009年突破了3000次,國際間的交流日趨頻繁。

    學術界,一個故事廣為流傳。

幾年前,在青海省舉辦的一場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學術論壇上,主辦方特別邀請兩位“外國專家”演講。但這兩位“洋專家”的表現實在令人大跌眼鏡,其中一位是當地某大學的英語外教,對論壇主題並無研究,演講文章“借”自相識的老師;另一位“洋專家”原定下午發言,上午露臉後便不見人影。原來,這位“洋專家”一開始就要求只旁聽、不發言。

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國際”有時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

每次參會都會堅持到底的“老科研”閔應驊對此有著不少觀察,國內不少打著國際旗號的學術會議,名字又大又空而且長得神似,但質量並不高,有人弄個項目,扛起一個旗幟,若是請來了在國外工作的中國人就可算是第二國的,再拉幾個金發碧眼的人捧場,就敢冠名“國際學術會議”了。

    學術會議“有研無討”

領導和知名學者高高坐在主席台上,哪有平等交流

閔應驊研究員發現,不少學術會議還常常出現一些“有研無討”的怪現狀。

    怪現狀之一:開幕式熱鬧,學術分組會難找人。

很多學術會議開幕式,都有學會秘書長、承辦大學的校長、專家委員會的領導參加。他們坐在主席台上,面對著大家,講一番客套話,照完相就走了。

有一次,閔應驊自己的一個博士有一場小組交流,他特意趕去觀摩,卻發現這個分會場只剩下10多人,而當天的大會與會人員數以千計。

閔應驊感慨,“這哪是學術會議呀,分明是一場領導與群眾的見面會。”

    怪現狀之二:特邀報告一大堆,學術討論少。

在閔應驊研究員看來,學術會議本來是討論學術的地方,現在國內的學術會議,特邀報告卻特別多,兩天的會議,報告甚至佔了兩個上午,實際上,常常是請幾個院士、名人瞎扯一通,大談“戰略”。

   怪現狀之三:真正的論文作者不報告,請學生代讀。

好幾次,閔應驊在分組討論時提問,卻發現一旦將PPT上的內容展開,演講者常常支支吾吾,一問三不知,事後才明白,原來論文作者或指導老師常常不來參會,而是請一位師弟或者自己的學生代為宣讀論文。

有著與閔應驊類似體驗的專家不在少數。

武漢一所重點大學的張教授感慨,官員們一般在開幕式上露一面就走,不參加後面的學術研討,儘管有些學術研討內容很精彩。

論資排輩的現象更是根深蒂固。

張教授介紹,一些學術會議的安排上,報告人大多按照是否院士、名牌大學博導等身份排序,而不是報告的重要性、新穎性。有一次,一位學術大腕從資深研究的領域扯到別的話題,遠遠超過了規定時間,主持人也沒有勇氣去打斷,最後因為拖得時間太長,竟然連討論的時間都砍掉了,“一夥人直接去了餐廳”。

在閔應驊看來,“領導和知名學者高高坐在主席台上,這本身就和學術會議平等交流的初衷背道而馳”。

曾在國外研究多年的閔應驊介紹,在國外,學術會議如果有地方官員會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會議中也沒有主席台,只設立一個主持人席,即使是科學家裡的“大牛”,也與一般會議代表一樣,坐在台下,認真聽會,參與交流和討論。

    學術會議變身集體旅遊?

旅遊勝地成了一些與會人士的參會首選

“會後安排港澳考察活動四天三晚,會後台灣考察八天七晚……”這是年前一次學術會議邀請函上的附註。

滑稽的,會議時間只有短短兩天,而開會地點甚至並不在港澳台附近。

事實上,這樣的信息百度搜索里隨處可見。

2009年7月,全國某行業儀器及其應用學術會議在青海省西寧市召開,附帶的會議指南中顯示,會議專門安排了青海湖和西藏兩條路線,會議時間只有一天,而在西藏路線旅遊中,包括了布達拉宮、大昭寺、拉薩最古老的街道——八角街,次日到林芝地區,單邊的行程就在六七個小時。

    學術會議還是集體旅遊?有人由此質疑。

武漢大學一位教授親歷過這樣一幕:在海南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有些代表報到之後就不見人影,300人的大會開幕式快開始了,才有不到50人出現,主辦方一下著急了,緊急抽調一批學校的學生幹部湊數,讓領導講講話、記者拍拍照,勉強召開了一次學術研討會。

而就在這位教授所在的分會場,原本應該是50人的規模,最後只來了3個人,一場學術交流只談了半個小時,大家都覺得沒意思,就草草收場加入到逛景點的隊伍裡去了。

這位教授說,現在各種會議越來越多,除了少數全國性的學會主辦的會議外,會議質量的確很差:會議主題寬泛、參會人群複雜;多數人是為了旅遊而來,甚至有些人決定參會與否的理由是“這個地方去沒去過”;會議開到最後階段,只剩下比較老實的研究生和主辦單位的聽眾。

旅遊成了這類學術會議的惟一主題。

北京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專家坦承,這幾年,自己慢慢也養成了一個“壞毛病”,接到邀請函一般先看會議召開的地點,“好玩的地方是首選,反正大多數會議內容也好不到哪裡去。”

有教授更是透露出其間一個潛規則:大城市安排起來方便,所以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會議最多。而如果會議規模小、會議內容不吸引人,組織者就會將會議地點安排到旅遊城市或者旅遊點。

事實上,偏遠的地方,或者氣候適合的地方——冬天要下海南,夏天喜歡去海邊、內蒙古草原或者新疆,更受歡迎,“很多時候,一些知名教授甚至會在接受邀請時點名推薦到哪裡開會。”

武漢大學分析化學專業的包蕾博士介紹,國際會議開會的地方有時候也會選擇相對風景好有特色的地方,畢竟開會真的是一個腦力極度消耗的過程,能偶爾放鬆一下也未嘗不可。

她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在旅遊中,以放鬆的姿態和專家聊聊學術,一些在會議上還沒弄懂的問題也漸漸明晰,收穫還真不小,“最可怕的就是披著'學術會議'羊皮的'公費旅遊'狼。”

中國青年報    2011/05/06 劉涓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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