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政府於數月前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入閣之時,我們便曾預測,以朱院士勇於臧否時事的學者性格,再加上他在擔任賦改會委員時即常發表批判財政部稅改政策錯誤的紀錄,未來行政院在租稅議題的討論上必將出現意見不一的衝突場面。果不其然,這個事情終於在日前財政部長李述德於行政院院會報告賦稅改革執行成果時發生。朱政務委員嚴厲指責財政部不能在租稅負擔率只有11.9%的低水準下,還不斷地強調減稅造成去年經濟成長高達10.88%的「政績」,認為如此論述會有嚴重誤導。當然,席間李部長亦曾據理力爭,予以反駁。社會看待這件事情的態度,不應只是當成閒嗑牙的八卦新聞,爭議背後的財政真相毋寧才是我們更應探究的嚴肅課題。
李述德係馬總統擔任台北市長時的財政局長,屬於所謂「市府團隊」成員之一,跟隨馬總統多年,備受馬總統信任與重用。他也是馬政府上任迄今少數未曾更換的首長之一,由此可見,其在內閣中的穩固地位。國家政務的推動是以各部會首長為最主要的擘劃者,所有政策決定的良窳全繫於部會首長的理念、格局與決心。李部長接掌財政部以來,外界便常以其一些「凸槌」的發言(例如「我國財政是世界最好的」)而批評他的專業不足。尤有甚者,更因為其對各部會所要求的減稅是歷任財政部長中態度最軟、身段最低的一位,故乃揶揄地封他為「減稅部長」。只是,這一切社會上的風評,在習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官僚體制中,絲毫無法撼動其在馬總統心中的地位。朱政務委員的質疑發言,雖然不可謂不嚴厲,但最後在吳院長的出面護駕下,還是只能鄉愿式地不了了之。
朱政務委員關切的問題有二:一為馬政府近三年來的減稅已造成稅收大量流失,若不加以扼止,「用膝蓋想都知道這樣的財政是無法永續的」;一為政府減稅不能只強調對經濟景氣有多大幫助,有多少人受惠,卻不談稅收減少有多嚴重以及因此而增加的舉債成本有多大。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年來不斷提醒與告誡馬政府須注意的諄諄諍言,如今由內閣成員自行提出,令人更加感慨。
台灣從1989年開始出現赤字,各級政府餘絀占GDP比重高達-7.7%,其中除1998年略有盈餘之外,迄今未曾再有黑字。相對地,租稅占GDP的比率則從1990年的高點20.04%,一路下滑。最近三年,更是每下愈況,2010年該比率只剩下11.92%。以台灣的經濟與財政規模,租稅占GDP的比率竟然比新加坡還低,著實讓人難以置信,此亦即朱政務委員所謂「用膝蓋想」都會知道的擔心。當然,我們也同意李部長的說法,政府可以引進民間資金從事公共建設,並且應擴大多元收入管道,不僅僅依賴租稅。但看看目前的財政狀況,年年皆有赤字,再加上債務餘額持續攀升,顯然李部長上述的解釋都只是紙上談兵的空話,毫無實際效益。就此而言,朱政務委員的擔心是對的。
其次,馬政府上任三年都在減稅,根據官方數據,2008年為145億元,2009年為495億元,2011年為110億元,總計750億元。李部長的理由是為搶救金融海嘯肇致的經濟危機。我們從不質疑政府應採行寬鬆的財金政策,以因應經濟景氣衰退,甚至還支持政府這項作為。只是,既然其目的是為了因應經濟的循環或突發事件,則政策制定就應以不傷害根本體制為基本原則。惟衡諸財政部這幾年的減稅,卻皆非短暫或臨時性措施,反而係從制度上做根本減稅,不但影響深遠且難以回復。舉凡遺贈稅率調降至10%,營所稅率調降為17%,綜所稅低級距稅率各調降1%,及海運業噸位稅的實施等,那一項不是制度性減稅?難怪朱政務委員要說,今年1~6月不論營所稅或綜所稅稅收都比2008年上半年來得低,未能回到金融海嘯前的水準,可見減稅對財政的穩定已造成嚴重衝擊。就此而言,朱政務委員的論點也是對的。
另外一個李部長說的理由則是「很多減稅都是各政府部門提出的要求」,言下之意,減稅非關他的責任。其實正好相反,就因為各部會為了業務推展必定爭相浮濫提出減稅需求,我們才更需要有財政部長來扮演「黑臉」,為國家財政的穩健與永續把關。身為財政部長,提升租稅的中立性,加強課稅的公平性,以及維持稅收的適足性等三者乃係其基本「天職」,至於「配合」其他部會需求的減稅,則從來就不應該是其職責與功能。
其實,減稅是否為馬政府的「政績」,民眾心中自會有一把尺來判斷。財政部現在唯一要做且該做的是,負責任地公布財政真相以及據實說明減稅的理由與各種影響。要不然,民眾只要比較一下馬政府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的赤字、債務餘額、租稅收入以及稅後所得分配等數據,進而提出質疑,這項「政績」將頓時變成反噬到馬政府自己的致命傷。
工商時報 2011/08/07 社論
2011年8月14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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