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過度教育是體制性問題

「學歷的通膨現象」是晚近全球化下高等教育普遍面臨的困境之一。這個概念所指的意思是，不同於更早之前的大學學歷意味了「好工作、中高收入」；現今之高等教育文憑則如貶值貨幣，愈來愈薄，其所能兌換的物質報酬愈來愈少。


「學歷的通膨現象」引發了一個重要的爭論，那就是我們是否已經接受了「過度教育」？用經濟學的話來講，當教育生涯的質量到達一個臨界點之後，則多出來的教育將面臨邊際報酬遞減的困境。因此，多受的教育等於無效（率）投資。

上述關於高等教育的爭論仍在持續中。但我們不妨把整個教育體系一起放進來思考，往下延伸來審視我們教育體系的質量問題。

最近有篇關於國際交換學生在台學習的經驗談報導，頗值一述。3位德國交換學生在台灣念高中、學中文，他們的共同感想是：在校時間太長、學生不太發問。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徵候。這意味了如果待在學校等同於教育時間，則在跨國比較的層次裡，台灣教育體系恐怕都有「過度教育」之嫌。由於長期間待在學校受教育，其後遺症之一便是我們的學生幾乎都有社會化過遲、過低的反差，對於生活知能與社區體驗呈現普遍的疏離。

後遺症之二則是，長時間集中於學校，更讓學校本身呈現了功能超荷的危機。最明顯的是，學生的表現好壞、適應良好與否，全都一股腦地要學校與教師「買單」負責。這使得校園內外的衝突，例如幾天前家長誤聽子女被體罰的謊言，而赴校怒毆教師，之後又再認錯致歉等憾事，不斷上演、層出不窮。

學校功能的超荷確實讓很多老師有苦難言。以3位德國交換學生認為台灣上課時間太長、學生發問太少老師唱獨腳戲等現象來看，約略可以看出我們的學校教育乃處於一個非常保守的防衛性位置。把學生集中在教室、幫家長看管學生、把秩序維護好，大致就算功德圓滿，可以向家長「交代」。但問題是，這裡頭所付出的代價卻是以「過度教育」的粗糙形式在消耗真正的「學習（胃口）」。

問題之所以遲遲無法改善，有其深層原因。學生的長時間「囚禁」於教室，正如家長以長工時臣屬於「勞動現場」，這是跨世代的對應困境。因此，家長只能把學校當成子女的託管機構，同時也讓學校不得不概括承受家庭與社區所應肩負的功能。

一個良好的教育，理應學校、家庭、社區並重，維持良好的互動均衡關係。但如今不可得，或許也提醒了我們：教育除了解放學生外，也該一併解放學生家長與學校教師。

   台灣立報 2010/01/20  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