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發展中的神經經濟學

    真實生活中經濟人的行為，並不符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若干假設：在很多情況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的偏好受諸多因素影響；人經常在信息不足的條件下作出決策。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意識到，只有把人的心理因素，包括認知的、情緒的和經驗的因素納入到對人的經濟行為的考察當中，我們才能發現關於人的經濟行為的真實規律。 神經經濟學這一方興未艾的交叉學科的高速發展和已取得的成果雄辯地證明，人類決策及其心理—神經機制是有規律可循的，對它們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行為經濟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為源頭

    神經經濟學誕生於20世紀末，它的兩個源頭是漸成氣候的行為經濟學和剛剛興起的認知神經科學。

    認知神經科學是心理學、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聯姻的產物。 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認知革命打破了行為主義的桎梏，將心理學探索的觸角伸向了人類心靈的內部。 人類的心靈不再是神秘莫測的黑箱，它的組成和性質可以通過實證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而隨著神經科學領域的技術革新，到90年代初，腦成像技術產生並迅速而廣泛地應用於心理學研究，為打開人類心靈這個“黑箱”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認知神經科學通過分析大腦的神經活動，在生理層次上對已有的認知心理學理論給出新的證據、新的預言或提出新的理論、新的認識，關於決策和經濟行為的心理學理論也找到了更可靠、更強大的神經科學實證手段。

    關注核心是人類決策行為

    神經經濟學以行為經濟學、心理學為體，以神經科學為用。 因此，神經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人類的決策行為。 決策包括經濟領域的，如是否進行一次風險投資，也包括社會領域的，如是否信任別人，是否與人合作。 與它的母學科一樣，神經經濟學所問的問題是：經濟、社會決策的心理—神經機制是什麼？ 來自認知、情緒和群體（社會）的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和群體的決策？

    行為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框架就是卡尼曼等人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中的價值函數一方面保留了傳統經濟學中價值函數邊際效用遞減的性質，即隨著收益絕對值的增長，單位收益帶來的主觀效用逐漸減小。 另一方面，它引入損失框架下的價值函數，指出價值函數的損失部分與收益部分是不對稱的——損失部分比收益部分有更陡的曲率，也就是說損傷100元所帶來的痛苦及其產生的影響遠大於意外得到100元帶來的快樂。 這一性質具有諸多重要推論，能夠解釋很多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了這些現象背後的神經機制，為前景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下面我們從經濟決策和社會決策兩個方面簡要介紹相關的重要發現。

    在經濟決策研究方面。 行為經濟學強調參照點的重要作用：某個選擇的絕對價值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它相對某個參照點來說是得還是失。 對這一現像我們並不陌生。 你的月收入是5000元；如果你突然得知，你周圍同事的平均月收入是3000元，你也許就會產生優越感；但如果周圍人的平均月收入是8000元，你就會有挫敗感。 神經經濟學對這一現像給出了生理學證據。 考察人腦電活動的研究表明，在人們得知自己可能遭受較大損失的情況下，如果實際上只遭受了較小的損失，大腦電活動的模式和獲益時相似；同樣的，在人們得知自己可能得到較大收益的情況下，如果實際上只得到了較小的收益，則大腦電活動的模式和損失時相似。 類似範式的腦功能成像研究也發現，與獎賞加工相關的腦區（如多巴胺系統）對獎勵的加工受其他可能的獎勵大小的影響。 大腦的活動模式決定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經濟行為的參照點效應也有著相應的神經基礎。

    神經經濟學對理解人類決策行為的另一大貢獻是它初步揭示了情緒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行為。 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會“頭腦一熱”，作出不理智的選擇，事後後悔不已，而這種後悔的情緒又會影響我們日後的決策。 雖然研究者普遍認同情緒會影響決策，但情緒由於很難被定量測量，長期以來一直被排除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之外。 神經經濟學提供了能在決策情境下反映情緒狀態的生理指標，從而使得我們有可能研究情緒在決策中的作用。 例如，近期的腦功能成像研究發現，人在預期可能會後悔並選擇那些可以避免將來後悔的方案時，大腦中的內側前額葉和杏仁核得到了激活。 因為以往研究已經表明，杏仁核在加工負性情緒時至關重要，研究者推斷，預期後悔之所以能夠影響決策，很可能是因為它激活了與體驗後悔這種負性情緒相似的神經迴路。

    另一方面是社會決策。 合作行為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和發展的基礎。 而合作經常意味著個人要犧牲一部分利益以使得群體的利益最大化。 在理性人假設的傳統經濟學框架下，合作行為的產生和延續是難以得到全面解釋的。 神經經濟學對此問題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合作、信任、捐獻、受到表揚等親社會行為激活了獎賞加工腦區（如內側眶額皮層），這些行為作為一種社會獎勵，與那些物質獎勵一樣可以強化這些行為。

    社會中總有一部分人不願與人合作，更關注自己的利益。 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合作的人在與他人交易時，相對於與電腦交易，前額葉活動明顯增強；而不合作的人在兩種條件下沒有差異。 這個結果說明，合作行為需要前額葉皮層來抑制對短期利益的渴望。 從進化的角度看，人區別於其他哺乳動物的重要生理特徵就是人具有發達的前額葉，可以為了群體的長遠利益而抑制個人的短時利益。 正如《荀子》所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後天的，人為的）也。”人的本性也許是自利的，但後天的發展和學習可以讓他抑制自利的本性而去關注長期利益，成為一個善良的人、親社會的人。 神經經濟學為古人的箴言找到了生理基礎。

    如果人的天性是自利的，那麼人類社會中的公平、合作又是如何演化出來的呢？ 神經經濟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個體對不公平的厭惡情緒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行事不公者或自私自利者的懲罰行為也許是人類社會演化出合作的關鍵因素。 例如，一個腦成像研究發現，面對不公平的資源方案，個體大腦中負責加工負性情緒的前腦島等腦區會活動起來，個體也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懲罰不公平的分配者；前腦島的活動水平可以預測個體是否會選擇犧牲自己的利益來作出懲罰。

    理論和技術方面均有待改進

    與認知神經科學的其他領域一樣，神經經濟學雖已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仍受到理論和技術兩方面的製約。 從理論上講，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對研究對象的定義和量化程度還遠遠不及物理學等老牌自然學科；對同一個概念（如獎勵），不同的研究者可能進行不同的定義和測量，得到的結果當然也不盡相同。 這需要我們在定義的規範化和理論的體系化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從技術上講，神經經濟學採用的技術多數只能給出行為與神經活動的相關關係，而不能給出因果關係；測量手段的時間和空間分辨率還不足以十分準確地記錄快速而精細的神經活動。 這同樣需要我們開發出更能適合認知神經科學、神經經濟學研究需求的實驗儀器與設備。

    但不管怎樣，隨著人們對“腦中的決策”（神經系統的信息加工）的認識不斷深入，“決策中的腦”（經濟行為和決策的神經機制）的神秘面紗正在被逐漸揭開，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將加入到神經經濟學的研究行列，使得我們能夠在更廣泛、更多層次上理解大腦與心理、物質與意識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07/30 於宏波 周曉林 北京大學心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