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無護具的新貧民

    　「貧窮」不再限於未達聯合國貧窮線的一群人；「貧窮」不再只談年均所得，而是要檢討政府有沒有能力、願不願意提供合理環境，讓付出心力的人民，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已經在全球掀起「新貧窮概念」的討論。

    　根據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沈恩概念，貧窮不僅是財富上的含意，更應該涵蓋基本生活能力被剝奪的情況。貧窮不應該被視為個人的「經濟問題」，以為貧窮是因為個人不努力，競爭力不足，就理所當然的認為貧民應該為自己負責。尤其，在許多富裕社會中，貧窮已經升高成為公共議題。

    　在日本，民間出現了一股「反貧困運動」的公民力量，湯淺誠是這個運動的推手，他所創立的「繫舟」機構，幫助基本維生能力被剝奪的日本公民，重回社會。他在《反貧困》書中提出許多證據，揭發政府與社會對於貧窮問題的助長與輕視。例如，日本企業在全球化的競爭下，為了降低成本，大力支持人力派遣業「非正式員工」的構想，造成這群勞工數量急速增加。派遣勞工不僅沒有正式員工的社會福利保障，而且工作內容和工時常常超過正式員工，但是他們所賺的錢要繳仲介費給派遣公司，政府卻拒絕制定仲介費用收取上限，造成願意認真工作的勞工，淪落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台灣有類似情形，主計處數據指出，二○一○年，月收入不到兩萬元的受僱人數，高達一百零四萬人，比金融海嘯爆發前高出廿萬人，這批低收入人口增加，被認為與非典型就業型態出現有關，他們多從事臨時契約、派遣勞動等沒基本保障的工作。不止台、日，這種現象已席捲全球已開發國家。

    　《The Working Poor》的作者David K. Shipler，將這些擁有工作的貧窮者形容為「身無護具、沒有經驗、身體孱弱的四分衛」，他們是隊上的靈魂，也是對手殲滅的焦點，但是在沒有防護與經驗的情況下，只能到處逃竄，等待援助，卻一直等不到政府幫助與民間關心。反貧困運動者都注意到，這波社會運動，除了要迫使政府制定更完整的勞工保障制度之外，更要扭轉社會對貧窮的看法，認知貧窮的根源，已不是「個人努力不足」，而是社會制度設計造成的不公平。

    　例如湯淺誠在書中提到，當貧窮者到日本地方政府申請救助時，承辦的公務員用「人生自己負責」的鄙視態度應付與刁難，讓這批社會的弱勢族群，羞於繼續尋求社會救助的管道，造成許多自殺者的遺書中均提到求救無門的困窘經過。但若由「繫舟」機構人員陪同申辦救助，承辦人員的態度就大不相同，可以很快通過核定，幫助重新返回社會。社會對貧窮問題的敵視與先入為主的輕視，正是壓倒弱勢族群最後稻草。

    　諷刺的是，就是所謂強調自由與競爭的全球化與民主制度，助長了社會資源分配惡化。政府為了因應「世界是平的」的全球競爭環境，從保障企業家高營運利潤的思維制定政策，吸引外資或回應國內企業主的壓力，通常這些力量遠大於弱勢族群或勞工。當民主化之牆被衝破後，公民會有「民主就是終點」錯覺，關心公共議題的熱情與拚勁也日益冷卻，殊不知持續關注與投入公共議題是讓民主制度深化的重要因子。但社會卻將問題移轉到非政府、非營利組織身上，類似湯淺誠的「反貧困運動」與「繫舟」機構，遂漸漸地擔負調整民主制度與對抗社會冷漠的力量。

    　在台灣，居高不下的房價也同樣造成一批買不起、租不起北部都會區房子的新貧族，政府沒有制定有力的政策，抑制不合理的房價，民間也存在「買房靠自己」的想法，忽略了公部門應該管制不當哄抬房價、投機操作的責任。唯有社會共同關注形成一股具震撼力的輿論，才能迫使政府有積極的作為，替社會中打拚的四分衛添加一件件的護具。

中國時報 2011/01/02 陳宗巖 政治大學亞太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