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策導致教師被迫大量生產研究，換取大學經費和光環時，他們究竟還能不能維持知識份子的角色？在升等、生活、工作的壓力之下，他們還有力氣成為社會的良心、爭取公義嗎？
消失的教師主體性和大學自主性，是錯誤政策的偶然，還是當權者的預謀？當教師越來越溫馴，台灣社會也失去了進步的力量和勇氣。
當前的扭曲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淪為商品，身處其中的教授與學生則成為一群學術工蟻，這樣的高教工廠化，對於台灣學術界發展將產生什麼影響，台灣立報將以系列報導呈現，與讀者一同思索高等教育的未來。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新版大學法2005年底公告實施，從原本的32條條文新增到42條，除了大學校長遴聘程序改為教育部主導一階段遴選，還新增了大學評鑑相關規定。同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各校評鑑的結果，成為影響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的重大因素。
評鑑啟動退場機制
評鑑制度從何而來？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因為教改之後大學浮濫，數量太多且品質良莠不齊，加上少子化影響，學校招生不足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為了讓一些學校有退場機制，於是啟動評鑑制度。
其實，少子化問題早已可預見，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指出，早在1997年，當時的高教司長就知道台灣將面臨少子化，曾想努力阻止普設大學的政策，但是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卻認為應廣設大學，而且制訂了台糖土地廉價出租辦大學的辦法，加上許多學校已在籌備，高教大門就這樣被推開，導致現在招生不足，教育部卻不敢有積極退場政策。
大學評鑑似乎是為了去蕪存菁，但東吳大學一位系主任表示：「廣設大學的措施已造成嚴重惡果。整併及淘汰體質不良的大學、提升現有大學素質，應是高等教育系所評鑑的目的。但茲事體大，由實施結果看來，系所評鑑亦顯然不以此為目標。」 雖然沒達到淘汰不良大學的目標，但評鑑仍是教育部給予補助的基準之一。
大學評鑑主要針對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項，評鑑剛開始選擇採用SSCI、SCI、EI等期刊論文投稿量來論斷大學學術品質，後來發現不同學科之間有其特殊性，逐漸改以其他方式補足量化指標的不足。
雖然評鑑不是只有量化指標，但許多教育部相關補助仍以期刊論文投稿量做為指標，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申請的「國科會研究計劃」同樣會被納入做為評鑑和教育部補助的參考，導致大學裡，從上到下都在拚論文數量。
在這股風氣下，首當其衝的是年輕助理教授，由於期刊論文數量關係升等，加上某些學校有年限限制，幾年未升等將不續聘，導致年輕助理教授不但教學時數多，還得不斷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投稿期刊、發表論文。
重論文量 輕教學品質
黃光國直言，這種以量化方式評斷是否給予補助的政策，只會生產出一堆無用的報告，許多研究只是資料的累積，很少被引用。他認為，這樣的方式會造成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是拿西方理論硬套在台灣社會做解釋，對社會一點幫助都沒有。
黃光國說，教育部應該從「質」的方面去判斷研究，國家必須長期追蹤這些研究受引用的次數，才能決定它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力。他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可以進行長期追蹤，但實際上「他們只是生產一堆評量數據而已」。
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的數量也決定評鑑結果，許多新進教師在剛進學校就會被關切。
一位私校講師表示，本來他只想慢慢做研究，沒想到學校主動關心，告訴他「為了老師的學術生涯考量」還是早點提計畫比較好，讓他只得趕緊去申請。但因為工作忙碌，眼看時間底線將至，計畫卻延後一大半，讓他很頭痛。
「學霸」排擠不接案教師
以量化指標為依歸的補助方式，不但消耗了年輕教師的教學時間和熱情，同時也造成「學霸」。劉源俊指出，有些老師比較會寫計畫書，且經營人脈廣，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研究計劃，這些人逐漸成為特權階級，排擠不接研究計畫的教師們。
「其實許多教師不屑去申請，並不是他不行。」劉源俊說，他們只是不想隨教育部或國科會起舞，卻反而成為弱勢，承受同事和學校的壓力，有點份量的資深教授還不怕，年輕的老師迫於壓力，不得不接案。
因為論文數量激增，伴隨著研討會、論文發表會等活動跟著增加，但只有量的改變，卻不見得有質的增進；研究報告越堆越多，卻無法回應實際的社會問題；而年輕老師投入論文生產線，無法兼顧教學……都成為「以量計價」的補助政策下發生的怪現象。
台灣立報2010/06/15 呂苡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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