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政大教師認為，這是因為評定標準的性質，導致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就無法在短期內被反映出來，這不代表政大不夠資格獲得補助；但也有部分教師認為，政大不拿這些錢，或許是好事，因為一旦獲得補助，學校的發展必然受到許多限制和約束。
對於評鑑相關規定增加，競爭型專案數量的成長，兩者雙管齊下，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後續效應，不只扭曲學術風氣，還有更嚴重的大學自治的崩潰。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說，這是當權者的「陽謀」。
大學自治逐漸關閉
1990年代，大學裡生氣蓬勃，教師對於社會議題敢提出許多見解，學校上下也一齊維護校園的自主性，學生不只研究學問，也關心社會，發展出許多異議性社團。劉源俊說，當時教育部對大學限制不多，讓學校有空間自行發展。
1994年新《大學法》實施，「大學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於是開啟為期大約10年的「大學自治發展期」，但劉源俊認為，到了2005年《大學法》再修訂，內容從32條3,312字增為42條5,392字，大學自治的門就逐漸關閉。
利用評鑑、競爭型專案補助等方式，在上位者把大筆經費扣在手中。劉源俊指出，每個大學必須照政府的要求去做，才有辦法拿到錢；為了拿到錢，日夜辛苦，學校從上到下拚命趕報告。由於是競爭型專案，經費有限，所以各校間、各系所間、甚至各教師之間都形成競爭狀態。
劉源俊直指這樣的政策相當於「二桃殺三士」。政府讓大學就範、大學再讓教授就範。
安靜的校務會議
「以前我當校長時，校務會議好熱鬧，大家都可以針對學校經營方向提出各種意見，激發各種創意。」劉源俊說，現在的校務會議好安靜，大家不敢吭聲，不敢反對學校，更不敢反對政府。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教育政策應該要長遠規劃，但是主政者只想到選舉，只想鞏固權力，所以高等教育被犧牲。「食肉者鄙，不能遠謀。」他說，這些在上位的人只想到自己，為短暫的任期操心，怎麼可能為下一代有長遠的考慮。
教師的時間除了教學，幾乎都奉獻給評鑑、研究計畫和各種為申請補助而衍生的事務，無法為自己發聲。劉源俊批評，學術風氣敗壞至此：「邦有道則出；無道則隱，現在世道這麼差，很多老師都不講話了，講多了自己先遭殃。」
年輕教師被制度綁架，無法成為既有場域中新注入的改革力量，高等教育的改變，必須依靠從下而上的力量。劉源俊指出，高等教育變成這樣，最慘的是學生，他們的受教權益被剝奪、成為研究助理也只是被當成雜工使用，根本沒有提供他們學習的機會，更不用說高等教育文憑貶值，未來找工作相對困難。
面對這麼多惡劣狀況，劉源俊認為學生應該起來反抗，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由學生運動觸發的，學術體制的上游已經卡死，當權者不肯放手，個別的教師只得在各自位置上苦苦支撐。當高教系統繼續沉淪，學生總有一天會發現，學校沒有提供他們應得的，到時他們就會站起來對抗體制。
台灣立報2010/06/20 呂苡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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