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國模式的“慢性病”

中國的“國富”格局，在強勢體制群裡屬於最強勢的一檔。“民窮”的格局在同樣制度群裡也屬於最低檔次。

如果把既有的中國模式當作試驗的對象而不是迷信的對象，則可說，這個模式多年裡承受著極其緊迫的更新換代的壓力,得動深層手術才行。

2010年10月底公佈的“十二五規劃”，提出“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背後有其深層張力和動力，即：中國模式延續二十餘年後，早已面對三項基本困難，承受著內外兩個方面的結構性壓力。

從2008年年底開始，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模式遭遇的困難加速放大，這是“急性病”。中國本身政治經濟方面的結構性原因，是“慢性病”。這兩種病若不大力調整，極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的源泉逐漸萎縮。 “規劃”提出的擴大內需這劑藥，大致對症。但實際操作中，到底會下多重的藥，還要看對病症的理解究竟有多到位。

出口將長期堪憂

中國GDP增長依賴於兩個大輪子：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基礎建設的大項目。這兩個輪子近年越來越大。

另一個輪子是國內居民消費，比重弱小，且持續下滑。

依靠出口貿易提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即“東亞模式”。這種發展戰略通常被稱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出口國政府往往通過種種政策工具，大力扶植本國出口產業，同時對外國產品設置或明或暗的障礙。

在金融風暴前的五六年間，中國的出口額年增長幅度達25%。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中，如果把出口對國內消費及投資連鎖反應算進去，50%要歸功於出口貿易的拉動。出口的年度增長率每下降10%，就會把全國GDP的年增長幅度拉下2%到2.5%。未來幾年，除非改變嚴重依賴出口貿易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否則很難維持高於7%的增長。

可惜，全球市場景氣不再。何時能重返高消費高需求的樂園，樂觀的人不多。發達國家大多皆陷入公共和私人的嚴重債務困境，政府負債總額在1990年佔GDP總額的近60%，到2015年，預計將攀升到120%，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翻一番。 2010年年中的希臘債務危機，就把整個歐元區攪得人心惶惶，希臘的債務也就佔該國GDP的115%；小小的希臘國民生產總值只佔歐盟GDP的3%，待全部發達國家的債務總體高到希臘的程度，對全球市場的震動有多大？

美國是中國順差的最大來源國。美國所有債務的總和，到2010年年中，已經接近於該國GDP的4倍，約6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美國人均負債20萬美元。大蕭條時期，美國全部債務也只有該國GDP的三倍多一點。

因此，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居民們在未來多年裡將不得不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這必然導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量減少，同時大幅增加貿易保護主義的力量。中國模式的第一個GDP驅動輪，會遭遇越來越大的阻力。這便是我所說的“內外兩個方面”的“外”部分。

投資飢渴症

從更深刻的體制層次看，增長的首要輪子，其實是固定資產的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投資的大項目。

在討論指令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病時，一個重要概念是來自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投資飢渴症”：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管理層對擴大投資的近乎瘋狂的追求。

由於層層決策者對擴大投資始終飢渴難當，導致有限的國民經濟資源被不合比例地大量用於基本建設，結果是大面積浪費。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這個背景下走過來的，雖然呈現出一些新鮮要素，但並沒有根本擺脫這種行為習慣。

從1989年到1992年，政府著手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額，總計達到17800億元人民幣。可每年核查的結果，都發現原定的計劃投資額被超額完成，實際投資總額達到21678億元人民幣，超額幅度平均為21.　8%。

從1980年到2008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例從25%左右上升至43%左右，隨之而來的為刺激經濟增加的特大投資額4萬億人民幣，則把這一比例提升到47%左右。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起來，投資飢渴症相當不合理——既然很多產品的總量已經過剩，許多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已遠遠超出了市場所能消費的水平，為什麼還繼續投資於產能的擴展呢？

但如果換個角度，站在利益集團的立場看，這些投資，算計得清清楚楚。這種飢渴症，以及不斷從國有銀行吸取便宜資金的操作，均有助於掌控著資源分配的地方政府部門和國企官員的所謂“政績”、他們的個人收益及同他們有特殊關係的資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至於這些浪費型的巨大投資造成的國有銀行爛賬和留下的公共財政空洞，最終將由存款人和納稅人承擔。

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全國各地有那麼多空空蕩蕩的“新城”、“爛尾樓小區”、“科技開發園”，少車的高速公路，競相攀比的高速鐵路，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機場，成串相連的水壩，難以租出去的辦公大樓。

為政府官員編寫的一本教材曾鄭重告誡：“投資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民生產總值）必須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如投資率超過30%，則國力難以承受。 ”這個告誡早已經被忘記。

弱小的私人消費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個輪子，國內居民私人消費，最弱小。從1978年到2009年，家庭私人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 2003年至2004年是轉折點——此後，GDP裡被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所佔有的分量就超過了居民消費總量，彼長此消，二者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

同改革開放前比，雖然各級政府對百姓有了更多關懷，但國內普通居民在中國的決策過程中始終非常邊緣。與此相反，官員階層則始終強勢。一個決策權力太大、不受民意制度化約束的行政體系，可以在很多年裡抑制國內居民對福利增長的要求。

在亞洲六個規模較大的國家中間，中國的居民消費總量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從1999年起就墊底：2008年到2009年間是37%，最低。不但低於人均產值最高的日本（56%）和第二高的韓國（55%），也低於人均產值稍高的馬來西亞（50%），還低於人均產值更低的印度尼西亞（61%）和印度（59%）。

這項指標，中國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都是最低。以上幾個國家都具有穩健的或正在發展中的民意制度化的渠道，中國明顯缺乏把百姓利益訴求輸入政府決策中的機制，民眾對國民財富怎麼分，基本沒有影響力。

不應忘記，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於光遠等經濟學家發起“生產目的”的大討論，沒有幾個回合就被壓制下去。 “先生產後生活”原則，在中國大環境裡牢不可破。

從1952年到2004年期間，中國民間私人消費的比重始終低於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吸取財源所佔的比重，在52年的長時期裡，只有兩年例外，其餘的50年裡統統高於全球平均比重水平。這項國際比較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什麼叫作“國富民窮”。

政府幾十年裡從國內生產總值大餅取走的那一塊，不但大於世界平均水平，也大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朝鮮、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共11 個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國富”格局，在強勢體制群裡屬於最強勢的一檔。民間私人消費在人均GDP裡所佔的比重，不但始終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民窮”的格局在同樣制度群裡也屬於最低檔次。因為，最嚴格的城鄉居民戶口分隔管理方法，把一半以上的人排斥在現代消費經濟圈之外。

三個輪子轉得下去嗎

扭轉私人消費總量比例年復一年下降的局面，是一條刺激增長的合情合理的出路。可是要增加民間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得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會福利工程，修正一系列公共財政法律規章，改良一系列的產業政策，變革各級地方政府及負責幹部的施政考核指標等等。

這些都會觸犯眾多的既得利益網絡和權勢架構，在許多掌權者眼裡，風險太大。於是，三個輪子中惟一在行政系統手中容易再充氣、再擴展的，就是屢試不爽的絕招——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額，大上特上巨型基本建設項目。

說實話，這麼拼命下去，多半是拿國有銀行的存款和全國納稅人的錢財再交一次巨額的大躍進式“學費”。

這便是我所說的“內外兩個方面”的“內”部分。

維穩開支居高不下

中國模式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模型，中國模式的“鐵三角”有一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體系”，它在深層全面支撐經濟過程。中國模式在過去二十餘年裡，無論是在設計上，還是在操作上，或是在對設計和操作成果的驗收上，都是依賴於一個支架，就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架構。

“壓倒一切”，就意味著無條件，不計成本，“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如果存在一個高效的維護社會公正的體制，就不會把中小型矛盾悶住，釀成爆發性、悲劇性的對抗。

維穩名義下，一旦那些有權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個人及機構發現，自肥的製度安排、權力和利益之間的互相輸送、對公共資源的濫用有可能被揭露，他們就會指責你影響穩定。這個咒語念出來，就極有機會把掌控懲治手段的上級給震住。對“維穩”的這種過度使用，時時刻刻、方方面面地保護著這類玩家們絕大多數不會被清除出局。

清華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說：“據統計，我國今年（2010）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億元。據《2009年預算執法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將再增加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

在理清既有的中國模式運行成本時，各種維穩成本的提升阻礙既有中國模式的延續。

環保的巨大壓力

此外，近年來幾次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國際會議，都把中國的碳排放作為主要議題。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有的人以人權特別是勞工權為博弈工具，來迫使中國減少出口優勢。也有人以全球氣候變化為博弈工具。但兩者非常不一樣，後一個策略要強大很多。

這是因為，中國的低價產品出口，最終得到實惠的是進口國的廣大消費者，以及把這些產品在中國下單生產、運輸、銷售到發達國家每家每戶的整個商業鏈條及中介。他們遊說的力量，合起來遠遠超出工會和人權組織的力量。

環境、生態、氣候的變化就很不一樣。低環保標準節省的成本，使中國產品價格低，雖然對進口國也帶來一些切身的好處，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環保運動的開導，發達國家公眾越來越意識到任何地區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其後果是誰也躲避不掉的，跟他們切身相關。

因此，發達國家推出相關的反制政策和立法的支持面，只會越來越廣、越來越強。中國作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國，一定會遭遇越來越大的壓力。

其中有一招是有些國家力爭推出法規，從貿易最終端入手，對進口貨徵收環保附加稅。這項立法是打蛇打七寸，對於低成本優勢出口的製造業國家來講，除非你採取更高的環保標準，降低碳排放，否則繞不過這個門檻。這也是“內外交困”的一種。

如果把既有的中國模式當作試驗的對象而不是迷信的對象，那我們可以很理性地說，這個模式多年裡承受著極其緊迫的更新換代的壓力。關於如何推動這個模式轉型，“十二五規劃”已經有了一些思考，但是，決不能光有規劃、嘴上說說，得動深層手術才行。


南方周末 2010/12/09  丁學良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