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政治最偉大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力行使和義務都必須來自「個人同意」：「沒有不經過你我同意，就可以行使在你我身上的權力」。這是現代政治中，最需要珍惜的「強悍的現代個人主義」，也是我們對抗所有不合理和專制權力的源頭。我們社會的基本法律、社會體制、公權力的行使，和人民服從法律的義務，都必須基於你與我與他的「個人同意」。
然而一個關鍵的問題必然會出現，所有權力都基於「個人同意」，是否只能是虛幻？
我們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幾乎全部採取多數決，就假稱取得「每個個人的同意」。也因此如我們所知，多數和優勢利益往往犧牲少數和弱勢，哪有取得「每個個人的同意」？每個法律都有爭議，如果一定要取得「每個個人的同意」，沒有一個法律會通過，社會作為一個群體必然動彈不得。
如果所有權力都必須基於「每個個人的同意」，我們要怎麼面對「多數決的必要性」，以及「多數決似乎必然會犧牲少數和弱勢」的困境？
獎懲體制並不公平
要解決這樣的困境，我們或許必須要回到一個「台灣社會所有人最原初的理解和約定」。因為多數決必然犧牲少數的個人同意，所以多數決的正當性，必須先來自一個所有人都同意的原初約定。是因為這個原初約定的限制和授權，永遠可能成為少數的我們，才允許多數決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便利手段，不然多數人對少數人行使政治權力是一定不正當的。
在這個最原始的理解和約定中，我們理解到，我們每個人從小被迫加入的這個現代工業社會體制，它的本質是一個嚴峻不容情的「依個人競爭成就分配獎懲的競爭體制」。你我從小學被迫熟讀課本、考試、乖巧和拼分數，被師長分配獎懲和關愛。出社會也是，你我被迫比較學歷、努力、能力、鬥爭和運氣，被分配薪水和社會獎懲。到老都是。
我們每個走過的人都知道，這個競爭獎懲體制並不真正公平。誰規定什麼能力和成就，該獲得什麼獎賞和懲罰？誰在決定這些規定？如果有些人的個性，就是無法適應最基本的競爭體制，怎麼辦？他們要被強迫加入這個體制，又永遠被淘汰在這個體制底層嗎？如果有些人怎麼努力都無法適應，如果有些人因為人生某些意外，再也無法適應？如果有些人先天或後天身心遭遇特別的挑戰，無法適應呢？你我都有這樣的親戚和朋友，不是嗎？
所有競爭尚稱成功存活的人，都是踩著這些無法適應的人往上爬的。如果競爭獎懲體制是現代工業社會運作的必要權宜之計，無法適應的朋友的出現，也是這個社會的必然，他們並不是必須要被矯正和輔導的偶然。如果我們無可奈何接受了工業社會的競爭獎懲體制，其實我們也同意了無法適應的人們的必然出現。所有社會的必然都是我們同意下和我們共生的。
因為我們要在無法適應的人們身上，強制行使政治權力。因為我們相信所有行使在你我身上的政治權力必須基於個人同意。也許只有這樣的原初約定可以真正取得台灣社會每個人的同意：我們必須要給予無法適應這個嚴峻的競爭獎懲體制的人們，和所有其他人「充分和一樣好」的起碼待遇。
只有基於這個台灣社會所有人都會同意的原始約定，之後各種法律和政策的多數決基礎才有正當性。如果我們真正相信所有的政治權力都必須要基於「每個個人的同意」。
蘋果日報 2011/12/27 陳嘉銘 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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