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期病人 為什麼要拔管

立法院已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案，同意意識不清的末期病患，可由最近親屬提出拔管等終止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不再延長病人痛苦，也解除家屬負擔。我不知道這個修法的動機為何，其需要性和急迫性為何，甚至其可行性為何。連串的問題，實在令人困惑。

Euthanasia（安樂死）是一個古老的希臘字，也困擾了醫師數千年。eu，代表好的（well）；thanatos，代表死亡。也就是一個人無痛苦的走完生命的盡頭。這是每個人的夢想。只是，醫療科技的進步，雖然解決了部分急性病的問題，卻也留下了無法迴避的慢性病和末期病人等問題。也引發了安樂死的複雜爭論。

安樂死，可粗分成積極和消極二個層面。雖然定義仍有待進一步澄清，不過，我想以醫療處置對死亡過程的干預來做為積極和消極的區分，可能較具體可行。積極，是人為的加速死亡的過程；消極，則是不作為或取消人為延遲死亡的過程。積極的安樂死，在絕大多數國家，皆不被接受，甚至被視為協助加工自殺。消極的安樂死，則有日漸被討論的趨勢，尤其對末期病人，已有愈來愈多的國家和人民有限度的接受此種想法。

拔管違反醫師誓詞

拔管等終止心肺復甦術，理論上講，已干預（縮短）了另外一個個人的死亡過程。誰有權利對病人做此不可逆的決定和執行？這是至今大多數國家仍持續爭論且待解的問題。沒想到，我們的立法院卻已快速的通過修正案，既未見事前公聽凝聚共識，內容亦模糊不清，騎驢看唱本之勢，和ECFA如出一轍。華麗的詞句，可能掩蓋不了內容的空泛和未來的窒礙難行。

將拔管等終止心肺復甦術的法律化，我想，除了徒增爭執外，其實質意義並不大。以醫師的立場來講，我會清楚地拒絕，因為我認為它明顯的違反醫師誓詞。如果一定要人去執行，為什麼不能由法定代理人（家屬或法院指定）執行？維生儀器只要將開關關掉，讓它超過一段時間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任何技術。我所以反對此種立法，主要是避免造成醫師和家屬難解的天人衝突。過分及僵硬的法律介入，也可能損害一個人的最後尊嚴。

人類對死亡的看法，具有明顯的宗教、文化、種族和個人的差異性，且可因時空而產生改變。記得二十年前，我上醫學倫理課時，即對學生強調，對末期病人的醫療，撤除維生儀器（如，拔管等）和不予急救（如，不做插管，氣管切開或心肺復甦術等），雖然結果一樣，性質卻可能完全不同。在清楚解釋病情和預後後，徵得病人（和家屬）的同意，依其意願，在病危時，順其病程而不予無謂的急救，可能是最有尊嚴的告終方式，也是醫師應堅守的職業道德。維生儀器一旦使用，我個人反對任何主動的人為終止，因為它牽涉的因素太複雜，也易生弊病。此難題的解決，我建議不妨採不予急救方式因應，因為在身體需靠維生儀器下，其生理功能很難維持正常運作。一旦病危出現，可依清醒時的生前遺囑，做為執行與否的根據。若病人一直昏迷，無法表示，則不妨考慮依心神喪失模式，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行決定。對維生儀器的撤除，則宜由法院判決，以示對生命的尊重。

讓病人保有決定權
死亡是個嚴肅的課題。要讓人有尊嚴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終點，我想，讓病人保有最大、最終的自主決定權，才是最重要的基礎。在教育每個人尊重和珍惜生命的同時，社會也應該讓每個人學習如何有尊嚴的面對自己的死亡過程。

蘋果日報 2011/ 01/13 楊庸一  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副教授、精神科專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