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要革命 先過同行這一關

現代科學家雖不用像伽利略那樣，擔憂自己會遭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但《路透》報導指出，科學家仍可能被自己的同儕指控為異端，並受到他人奚落，對走在學術最前端的科學家來說尤是如此。

以色列科學家謝茲曼（Daniel Shechtman）因發現準晶（quasicrystal）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他在前幾年卻被同樣研究領域的同儕批評為「半調子科學家」。甫獲得物理獎及醫學獎桂冠的得主們也表示，凡提出革命性發現或為人所忽略的新觀點時，走得太快的研究者似乎總是要擔憂這些類似的批評。

謝茲曼在今年稍早曾表示：「在科學的最前線，宗教與科學似乎沒有太大不同。人們擁有信念，當他們宗教般地信仰某事物時，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17世紀伽利略曾前往羅馬宗教裁判所接受審判，他因提倡哥白尼的觀點，認為地球繞太陽運動而被教廷指控為異端。

今天，科學家不眠不休進行研究，改寫長期為人所接受的自然規律時（譬如，天文學家發現宇宙正在加快膨脹速度而非放慢速度），他們不再受到輿論的撻伐及攻訐。

先驅如孤鳥 古今皆然

甫獲得201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裔澳洲學者施密特（Brian Schmidt）表示：「這看起來太瘋狂了，所以不會是正確的，但我認為我們有些擔心。」施密特因發現存在一種神祕的「暗能量」（dark energy）而獲獎。然而當年愛因斯坦提出這項觀點時，卻被批評是他「最大的愚蠢錯誤」。

研究者表示，上個月他們在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發射次原子粒子到義大利的格蘭沙索實驗室（Gran Sasso），發現速度竟超越光速，這一發現似乎動搖愛因斯坦的理論。但這些研究者在要求其他人來檢驗它們的發現時，卻也讓自己陷入窘困難堪的局面。

即使科學家已普遍贊成某一觀點，他們也會避免讓民眾感到驚奇，以免對新研究有過份期許。2011年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史坦曼（Ralph Steinman）在1970年代發現一種可能可以治療癌症的樹狀細胞就是一例。

謝茲曼4月接受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的訪談時，回憶起當初那些難堪的畫面。1982年他參加美國一個研究團隊，當時他發現一種後來被認為是全新種類的實體，這種實體介於玻璃這類不規則的物質與規則的結晶體之間。然而研究團隊的負責人在某一天卻來到他的書桌前。

謝茲曼回憶道：「他給我一個奇異的笑容，然後把一本教科書放在我桌上，他說：『請讀讀這裡是怎麼寫的。』」隔天，這名以色列的研究員被要求離開研究團隊，因為他讓這個團隊「蒙羞」。

在倫敦大學學院（UCL）鑽研醫學史的李維茲（Carole Reeves）表示：「科學史上經常發生放逐荒野的情況，尤其是在即將發生典範轉移的時刻。」

哥白尼、牛頓、拉瓦節（Lavoisier）、愛因斯坦跟達爾文，這些後來都被當成是為科學帶來革命的科學家都開創出新的模形，但這同時也需要科學社群去駁斥現存的模型。李維茲以哥白尼為例，他極不願意出版自己的新理論，這跟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他們都預見這勢必會引發爭論，特別是與神學觀點相牴觸。

擔任英國皇家天文學家（Astronomer Royal）主席，也是劍橋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的芮斯（Martin Rees）爵士表示，近來情況沒有變得更好，仍然有「一小群人不被重視，且正經歷艱困時期」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史坦曼在獲獎前3天就撒手人寰，當他耗費無數光陰在致力於研究新型的免疫系統細胞時，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史坦曼的兒子亞當向《路透》表示，父親在追求研究時，面臨眾人的質疑。

典範交替 路難行

科學進展並非總是斷裂的、違反直覺的，而是先提出一些重大觀念，然後屢經科學社群不斷試煉，才會達到斷裂點。

當選美國化學學會（ACS）主席的沙卡須利（Bassam Shakhashiri）表示，這就是遊戲的本質，他向《路透》表示：「這就是我們如何從事科學，我們仔細檢查、我們深思熟慮；我們要看證據、我們彼此對於證據的一制性及如何理解來進行激辯。」

美國化學學會在諾貝爾化學獎公布後，稱讚謝茲曼的重大發現。但在1980及1990年代初期，曾擔任ACS主席的鮑靈（Linus Pauling）就激烈批判謝茲曼的研究，他說：「根本不存在像準晶這樣的東西，只是個半調子科學家。。」

對於研究不符合既定教條的研究者來說，要在學術圈生存並不容易。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執行長雷希納（Alan Leshner）表示，比起點滴累進的研究進展，革命性的發現需要更多證據來支持，他說：「這就是科學的進程：向我證明，如果你無法證明，它就仍然會是個不及格的觀念。」

劍橋大學科學史暨科學哲學學系教授佛瑞斯特（John Forrester）指出，著有《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孔恩曾指出典範轉移，這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研究者所要面對的。佛瑞斯特說：「這是一個危險境地，因為這會賭上你的職業。但這就是孔恩說的故事，你會跟不同的群體產生摩擦爭議。」

愛因斯坦曾反駁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將之形容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然而在1970到1990年代，許多研究都肯定量子糾纏的效應，曾致力在這項研究的科學家，也是今年可能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候選人一。

尾大不掉 應虛懷若谷

為何走在尖端的科學家總是如此孤獨？專家表示，科學革命的本質，就是新典範與原本的常態科學無法相容，新典範迫使科學社群必須去重新評估長期以來所熟悉的概念，但科學社群卻又不大願意放棄舊有的典範。

李維茲指出，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2005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馬歇爾（Barry Marshall）與瓦倫的身上，他們發現有80％的胃潰瘍是由幽門螺旋桿菌所引起，但這項發現有好幾年的時間是受到冷落的。

李維茲表示，當時醫學界普遍認為，胃潰瘍是分泌過多胃酸所致，這項觀點在1980年代支持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大量生產賣得極佳的善胃得（Zantac），善胃得的藥效主要是抑制胃酸。

李維茲指出，這是攸關數十億美元商機的產品，強而有力的藥廠、以及接受藥廠提供研究資金的科學家，都將重點放在胃酸分泌。儘管許多醫生在動胃部與12指腸手術時，已經發現胃潰瘍的因素可能與研究發現有出入。

歷史上，許多革命性的科學家都保持了堅強的風骨與信念。謝茲曼在得知獲獎後，回想起過去被人要求念點教科書的窘境，他只在推特上以簡單的一句話來表示自己的感想：「一名好的科學家，就是不會百分之百確信在教科書裡念到的內容的科學家。」
 

台灣立報 2011/10/12 李威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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